易经

本文翻译自外网。易经神谕卡是卡牌占卜中常用的品类，经常被作为塔罗牌的补充内容提供方式，转载翻译本文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易经》（中文：易经，普通话读音：[î tɕíŋ]），通常译为《周易》或《变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占卜典籍，也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易经》最初是西周时期（公元前 1000–前 750 年）的占卜手册。在战国至早期帝国时期（公元前 500–前 200 年），它逐渐演变为一部宇宙论著作，并附带有一系列被称为《十翼》的哲学注释。[1] 公元前 2 世纪被纳入 “五经” 之后，《易经》成为远东地区数百年间占卜实践的基础，也是学术注释的重要对象。18 至 20 世纪间，它在西方对东亚哲学思想的理解中产生了深远影响。[2]

作为一部占卜典籍，《易经》用于一种中国的掷签占卜术（即 “易经占卜”）。占卜时，通过摆弄蓍草束，得出 6 组介于 6 到 9 之间的随机数字。这 64 种可能的组合各自对应一卦，可在《易经》中查阅。这些卦按 “文王序” 排列。数世纪以来，人们对《易经》中占卜结果的解读一直存在讨论与争议。许多注释者从象征意义上解读这部典籍，常结合儒、道、释思想，为道德决策提供指引。卦象本身也常被赋予宇宙论意义，并与阴阳、五行等其他传统变化学说相联系。

圣书：《周易》

历史

《易经》的核心是西周时期的占卜文本《周易》（中文：周易；拼音：Zhōu yì）。[3] 现代学者认为，其文本大致形成于公元前 10 至前 4 世纪。[4] 美国汉学家夏含夷通过对比《周易》语言与有年代可考的青铜铭文，将其现存版本的编纂时间定在公元前 9 世纪末 —— 即周宣王（约公元前 827–前 782 年在位）统治初期。[5] 1994 年上海博物馆发现的一批竹木质简牍中，有一份《周易》文本，表明至公元前 300 年，《周易》已以现存形式在社会各阶层流传，但直至战国时期（约公元前 475–前 221 年）仍存在细微差异。[6] 当时可能还存在其他占卜体系：《周礼》中就记载了另外两种，即《连山》与《归藏》。[7]

名称与作者

“周易” 字面意为 “周朝的变化”。其中的 “变化” 被解读为卦象的变易、爻的变化，或占卜所得数字的变动。[8] 冯友兰认为，“易” 最初意为 “简易”，指一种比甲骨占卜更简便的占卜方式，但此说缺乏充分证据。还有一种古老的民间词源学解释，认为 “易” 字包含日月，象征昼夜循环。现代汉学家则认为，“易” 字或源于 “日出于云” 的意象，或与 “器物内容的转换” 相关。[9]

传统上，《周易》被归于周文化先驱周文王与周公名下，还与传说中的统治者伏羲相关。[10] 据权威性的《大传》记载，伏羲观察天地万物之象，创制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但《周易》本文并未提及这一传说，对自身起源也无任何说明。[11] 不过《周礼》也提到，《周易》的六十四卦源自最初的八卦。[12] 汉代学者对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历史关系众说纷纭。[13] 最终，2 世纪学者马融提出的 “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合著说” 成为共识，但这一传统归属现已不被广泛认可。[14]

关于《易经》的另一传统说法是，其大部分内容为商汤所著。[15]

应用

刻有原始汉字的龟甲，甲骨文中 “贞”（占卜）的古字形（）

《周易》的基本单位是 “卦”（guà），由六条水平线条（爻，yáo）叠加而成，每爻或为阴爻（断开），或为阳爻（连续）。传世的《周易》包含全部 64 卦，每卦附有卦名（卦名，guàmíng）、简短的卦辞（彖，tuàn）[注 2] 及六条爻辞（爻辞，yáocí）[注 3]。这些文句用于判定占卜结果，但为何存在两种解读卦象的方式，以及何时应取卦辞、何时应取爻辞，至今不明。[16]

全书开篇的卦辞为 “元亨利贞”。这四字在卦辞中反复出现，早在公元前 6 世纪就被视为《易经》解读的重要部分。夏含夷认为，此句意为 “初始得祭，利于占卜”。[17] “贞”（古字形）在商代晚期甲骨文中也用作 “占卜” 义，同时有 “正”“使正” 之意，东汉学者郑玄将其定义为 “问事之正”。[18]

卦名通常取自该卦爻辞中的字词，但有五卦（第 2、9、26、61、63 卦）的卦名是与爻辞无关的生僻字，其用意不明。卦名可能是从爻辞中随意选取的，[19] 也可能爻辞是由卦名衍生而来。[20] 占全书主体的爻辞极为晦涩，每条均以 “初、二、三、四、五、上” 表示爻位，后接阴爻（6）或阳爻（9）的数字。第 1、2 卦各有一条额外的 “用爻” 辞。[21] 爻位之后，爻辞多为占卜或预示性内容，[22] 部分还包含诗歌或历史事件的影射。[23]

用法

用于易经占卜的 50 根蓍草（蓍草，Achillea millefolium）

考古证据表明，西周占卜以 “掷签术” 为基础，通过生成看似随机的数字来解读神意。[24] 《周易》为这种以蓍草进行的掷签术提供了指引，但蓍草如何转化为数字、如何从爻辞中选定特定爻，至今仍不明确。[25] 卦中，阴爻代表数字 6（六）和 8（八），阳爻代表 7（七）和 9（九）。《大传》记载了一种用 50 根蓍草进行数术运算的方法，最终得数为 6 至 9。[26] 与《周易》一样，蓍草占卜可追溯至西周，但现存形式是后世重构的。[27]

古代史书《左传》《国语》记载了最早的《周易》占卜案例。两书记录了公元前 671 至前 487 年间，专业占卜师为王室进行的二十余次成功占卜。其中未解释占卜方法，且所有案例均仅用卦象与爻辞，无预设注释、模式或解读。[28] 至公元前 4 世纪，《周易》的权威性还被用于修辞论证，与占卜无关。[29] 《左传》未载普通人的占卜记录，但睡虎地秦简显示，当时民间已用卦象咨询经商、健康、子嗣、择日等事。[30]

如今最常用的《易经》占卜法，是综合上述史书、公元前 300 年《大传》及后世《淮南子》《论衡》记载重构而成的。南宋朱熹根据《大传》描述重构的蓍草占卜法，至今仍在远东地区使用。现代学者高亨也尝试过重构，其方法与朱熹有所不同。[31] 另一种用钱币占卜的方法在唐代流行开来，沿用至今。现代还出现了骰子、纸牌等替代占卜法。[32]

《左传》中，卦的特定爻以 “之” 连接另一卦名表示，意为该爻在另一卦中形态不同。后世重构古代占卜法时，将 “之” 解为 “变”，似乎暗示卦可变为其他卦。但《左传》中并无 “变爻” 实例，所引 12 条爻辞均直接以原卦占卜。[33]

经典：《易经》

公元前 136 年，汉武帝将《周易》列为 “群经之首”，称其为《易经》。汉武帝将《易经》纳入 “五经”，受到儒、道、法、阴阳五行等多元文化影响。[34] 尽管《周易》本身不含宇宙论类比，但《易经》被解读为宇宙的微观缩影，蕴含复杂的象征对应关系。[35] 其官方版本被刻入《熹平石经》，得以永存。[36] 这部经典化的《易经》成为两千余年的标准文本，直至 20 世纪才发现《周易》及相关文本的其他版本。[37]

《十翼》

《周易》的经典化使其与一组称为《十翼》的注释绑定。《十翼》的成书时间远晚于《周易》，且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周易》用上古汉语写成，《十翼》则用中古汉语的前身写成。[38] 学术界对《十翼》的具体起源仍一无所知。[39] 无论其与原文的历史关系如何，《十翼》的哲学深度使《易经》完美契合汉代儒学研究。[40] 《十翼》的纳入，体现了中国古代（如《左传》及其他先秦文献所示）对《易经》的普遍认知：它不仅是专业占卜用书，更是富含道德与象征意义的典籍。[41]

《十翼》中最重要的当属《大传》（又称《系辞》），成书约公元前 300 年。[注 4] 《大传》将《易经》描述为宇宙的微观缩影，象征变化之道。它认为，通过体验《易经》的精神内涵，人可领悟宇宙深层规律。[26] 其中阐释了八卦如何从 “太极” 经三次分化而来，[42] 其他各篇则从不同角度呼应这一观点，赋予《易经》古老的宇宙权威性。[43] 例如，《文言》以道德视角将前两卦（乾、坤）比作天地，[44] 《说卦》则认为卦象可助人认识自身、世界与命运。[45] 《十翼》中多处刻意增加原文的模糊性，暗示其象征意义的多层次性。[46]

《大传》认为，通晓《易经》者能 “乐天知命”；圣人读之，可见宇宙规律，不因物质困境而消沉。[47] 日语 “形而上学”（keijijōgaku）一词即源于《大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48] 该词后传入朝鲜，又反哺中文。

传统上，《十翼》被归于孔子名下，这可能源于对《史记》的误读。[49] 尽管此说缺乏历史依据，但 “孔子作《十翼》” 的说法为《易经》增添了权威性，汉、唐时期被奉为定论。[50] 《易经》未遭 “焚书坑儒” 波及，且文本证据明确显示，孔子并未将《周易》视为 “经典”。马王堆出土的一篇《周易》古注中，孔子被描绘为将其视为智慧源泉，而非完美的占卜书。[51] 但汉武帝将《十翼》与《周易》一同列为经典，这得益于儒家在朝廷的影响力。[52] 此外，《十翼》多用 “子曰” 等《论语》常见表述，暗示儒家深度参与了其创作与制度化。[52]

卦象

传世《易经》中，卦按 “文王序” 排列，相传为周朝创立者周文王所定，他改革了卦的解读方式。该序列通常将卦与其倒卦配对；对 8 个倒转后不变的卦，则与其错卦（阴阳爻互换）配对。[53] 1973 年马王堆出土的版本中，卦按上卦相同分为 8 组。但 1987 年发现、现藏上海图书馆的最早手稿，几乎可确定为 “文王序”；甚至有学者提出，西周时期的一件陶拍上刻有 “文王序” 的四卦。[54] 无论哪种排序更早，《周易》的原始作者似乎并不关注卦的顺序。用二进制或十进制为特定卦编号，是现代发明。[55]

阴、阳分别以阴爻（⚋）和阳爻（⚊）表示。三爻的不同组合形成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

两卦相叠，形成 64 卦。

下表为 “文王序” 卦象：

1 乾（qián）	2 坤（kūn）	3 屯（zhūn）	4 蒙（méng）	5 需（xū）	6 讼（sòng）	7 师（shī）	8 比（bǐ）
9 小畜（xiǎo xù）	10 履（lǚ）	11 泰（tài）	12 否（pǐ）	13 同人（tóng rén）	14 大有（dà yǒu）	15 谦（qiān）	16 豫（yù）
17 随（suí）	18 蛊（gǔ）	19 临（lín）	20 观（guān）	21 噬嗑（shì kè）	22 贲（bì）	23 剥（bō）	24 复（fù）
25 无妄（wú wàng）	26 大畜（dà xù）	27 颐（yí）	28 大过（dà guò）	29 坎（kǎn）	30 离（lí）	31 咸（xián）	32 恒（héng）
33 遯（dùn）	34 大壮（dà zhuàng）	35 晋（jìn）	36 明夷（míng yí）	37 家人（jiā rén）	38 睽（kuí）	39 蹇（jiǎn）	40 解（xiè）
41 损（sǔn）	42 益（yì）	43 夬（guài）	44 姤（gòu）	45 萃（cuì）	46 升（shēng）	47 困（kùn）	48 井（jǐng）
49 革（gé）	50 鼎（dǐng）	51 震（zhèn）	52 艮（gèn）	53 渐（jiàn）	54 归妹（guī mèi）	55 丰（fēng）	56 旅（lǚ）
57 巽（xùn）	58 兑（duì）	59 涣（huàn）	60 节（jié）	61 中孚（zhōng fú）	62 小过（xiǎo guò）	63 既济（jì jì）	64 未济（wèi jì）

解读与影响

汉学家戴梅可（Michael Nylan）称《易经》是 “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国典籍”。[56] 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则认为它是最 “被认可” 的中国书籍。[57] 在东亚，它是儒道哲学的基础文本；在西方，它吸引了启蒙思想家及众多文学与文化名人的关注。

东汉与六朝

东汉时期，《易经》解读因不同版本间的细微差异产生两派。[58] 一派为 “今文学派”，更注重平等与兼容，试图从自然与卦象间寻找象征与数术对应，其注释为 “象数派” 奠定基础；另一派为 “古文学派”，更侧重学术性与等级秩序，关注文本的道德内涵，成为 “义理派” 的源头。[59] 今文学者传播不同版本，自由整合非经典注释，还推广《太玄经》等其他占卜体系。[60] 京房、虞翻、荀爽等早期注释家的象数著作多已失传，[61] 仅在唐代《周易集解》中存少量片段。[62]

汉亡后，《易经》研究不再有系统性学派。此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是王弼，他摒弃汉代注释的数术成分，将《十翼》的哲学思想直接融入《易经》本文，其解读极具说服力，使汉代注释逐渐被忽视。一个世纪后，韩康伯为《十翼》作注，附于王弼注后，成《周易注》。当时另一重要解读是占卜家管辂的实用占卜文本。[63]

唐宋时期

唐初，唐太宗命孔颖达编纂《易经》权威版本。孔颖达以王弼 3 世纪的《周易注》为底本，辅以对王弼学说的细致阐释，成《周易正义》，成为宋代以前的标准版本。[64]

至 11 世纪，《易经》被视为深奥的哲学著作，成为探讨形而上学与伦理问题的起点。[65] 程朱理学创始人程颐将《易经》视为道德完善的指南，认为它可帮助大臣组建正直的政治团体、铲除腐败、解决政务问题。[66]

同时代学者邵雍将卦象排列成类似现代二进制的形式，尽管他并未打算用于数学运算。[67] 这种排列后来启发了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印有《易经》八卦的泛黄竹简页面，《周易传义大全》木刻页，展示八卦

宋明理学

12 世纪，程朱理学的另一创始人朱熹批判汉代两派注释的片面性，提出综合之说，认为《易经》本质是占卜书，可用于 “正心”（《大学》所言的道德修养）。朱熹基于《大传》重构的蓍草占卜法，成为后世标准，沿用至今。[68]

中国进入近代后，《易经》在儒学与道学研究中重获关注。康熙帝尤爱《易经》，下令编纂新解。[69] 清代学者更专注于先秦语法研究，为近代文献学方法的发展奠定基础。[70]

东亚

与其他中国经典一样，《易经》对东亚影响深远。1557 年，朝鲜朱子学家李滉（退溪）著成近代早期最具影响力的《易经》研究著作，提出 “理”（而非 “气”）为精神本质，批判朱熹学派的误读。其观点不仅影响朝鲜，也波及日本。[71] 除此外，《易经》（朝鲜语：역경，Yeok Gyeong）并非朝鲜儒学的核心，至 19 世纪，其研究被纳入实学改革运动。[72]

在日本中世纪，临济宗禅师虎关师炼与神道学者吉田兼俱在镰仓时代公开了《易经》（日语：易経，Eki Kyō）的秘传。[73] 江户时代，《易经》研究至关重要，400 多位作者出版了逾千部相关著作，多为考证古注、实用研究的文献学著作，也有部分涉及数术、象征与占卜。[74] 此时期，逾 150 种中国古代注释在日本重印，包括一些在中国已失传的文本。[75] 江户初期，伊藤仁斋、熊泽蕃山、中江藤树等学者将《易经》列为儒家经典之首。[76] 许多学者尝试以《易经》框架解释西方科学，志筑忠雄甚至试图将牛顿运动定律与哥白尼原理纳入《易经》宇宙论。[77] 这一思路后来被清代张之洞继承。[78]

启蒙时期的欧洲

《易经》卦象圆形图，Joachim Bouvet 寄给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易经》卦象图，阿拉伯数字为莱布尼茨所加

与在华耶稣会士通信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于 1703 年撰写了首部欧洲人研究《易经》的著作。他认为《易经》印证了二进制与有神论的普遍性，因阴爻（“0” 或 “无”）若无神的干预，无法变为阳爻（“1” 或 “有”）。[79]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对此提出批判，称二进制与汉字是 “空洞的形式”，无法像西方字母那样清晰表达语言。[80] 在相关讨论中，《易经》卦象与汉字被混为一谈，引发了关于普遍性与交流本质等西方哲学问题的探讨。《易经》的二进制思想是莱布尼茨 “普遍语言” 构想的核心，进而启发了布尔逻辑及 19 世纪末戈特洛布・弗雷格的谓词逻辑。20 世纪，雅克・德里达虽指出黑格尔的论证具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但仍认同其 “汉语无法表达哲学思想” 的前提。[81]

现代

1911 年革命后，《易经》在政治哲学中失势，但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仍具文化影响力。中国学者试图将《易经》与线性代数、计算机逻辑等学科类比，以证明中国古代宇宙论早于西方发现。[82] 汉学家李约瑟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易经》将所有物理知识纳入形而上学，阻碍了科学发展。然而，随着量子力学的兴起，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认为阴阳象征启发了他对这一新兴领域的解读，该领域推翻了西方古典力学的原理。其互补原理大量借鉴了《易经》思想。[83]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对《易经》意象的普遍性感兴趣，在为理查德・威廉的德译本所作的序中，阐述了其原型与同步性理论。[84] 荣格写道：“即便最具偏见的人也能看出，这本书通篇都在劝人审慎省察自身品格、态度与动机。”[85] 《易经》对 20 世纪 60 年代反主流文化及菲利普・K・迪克、约翰・凯奇、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特伦斯・麦肯纳、赫尔曼・黑塞等文化名人影响深远。琼尼・米切尔在专辑《Hejira》的《Amelia》中提及乾卦（六阳爻）：“六架喷气式飞机留下六条白色航迹，划过荒凉大地……”[86] 乡村乔与鱼乐队 1967 年的单曲《Not So Sweet Martha Lorraine》（出自首张专辑《Electric Music for the Mind and Body》）中，主角 “为我们读《易经》中的故事”。平克・弗洛伊德 1967 年的《Chapter 24》歌词直接引自威廉 / 贝恩斯译本及注释，完整记录了一次占卜；披头士 1968 年的《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也受《易经》启发。

现代学术对《易经》的研究更趋严谨与质疑。李镜池耗时数十年著成新解，1978 年死后出版。包括刘亚历克斯在内的现代数据科学家提出，用数据科学的 4E 框架与潜变量方法呈现和发展《易经》，以更严谨地解读其内涵。[87][需讨论：是否过于强调？] 先秦史专家高亨重新考证了其作为西周占卜书的用途；夏含夷为文本各层断代提出新说。[88] 新的考古发现让人们更深入了解秦以前《易经》的使用情况。主张重构西周解读（常与传统解读大相径庭）的学者有时被称为 “现代派”。[89]

翻译

《易经》已被译为多种西方语言。首部完整的西方语言译本是 18 世纪 30 年代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及其同伴的拉丁文译本，19 世纪 30 年代在德国出版。[90][91]

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西方语言译本是理查德・威廉 1923 年的德译本，1950 年由卡里・贝恩斯译为英文。[92] 尽管 19 世纪托马斯・麦克拉奇、理雅各已将其译为英文，保尔 – 路易 – 费利克斯・菲拉斯特与夏尔・德・哈勒兹也译为法文，但《易经》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反主流文化中广泛流行，威廉与约翰・布洛菲尔德的译本尤其受关注。[93] 理查德・拉特 1996 年的译本纳入了 20 世纪大量新的考古与文献学发现。[94]

最常用的英文译本包括：[90]

理雅各（1882）：《易经》（收录于《东方圣书》第 16 卷，1899 年第 2 版，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多次重印）。
理查德・威廉（1924，1950）：《易经》（卡里・贝恩斯译，博林根丛书 19，卡尔・G・荣格序，纽约：潘神殿出版社，1967 年第 3 版，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多次重印）。

其他重要英文译本：

托马斯・麦克拉奇（1876）：《儒家易经译本》（上海：美国长老会传教出版社）。
约翰・布洛菲尔德（1965）：《易经：古代中国占卜与智慧之书新译》（纽约：E. P. 达顿出版社）。
托马斯・克利里（1992）：《易经：变化之书》（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ISBN 0-877-73661-8）。
林理彰（1994）：《易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ISBN 0-231-08294-0）。
理查德・拉特（1996）：《易经（周易）：一部青铜时代文献》（里士满：柯曾出版社，ISBN 0-700-70467-1）。
夏含夷（1996）：《易经：变化之典》（纽约：巴兰坦出版社，ISBN 0-345-36243-8）。
闵福德（2014）：《易经：古代中国占卜与智慧之书精译》（维京出版社，ISBN 978-0-670-02469-8）。
戴维・欣顿（2015）：《易经：变化之书》（法拉尔、斯特劳斯与吉鲁出版社，ISBN 978-0-374-22090-7）。
杰弗里・雷德蒙（2017）：《易经：古经校译》（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ISBN 978-1-472-51413-4）。
朱利安・A・阿德勒（2020）：《易经本义：朱熹〈周易本义〉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ISBN 978-0-231-19124-1）。